“什么是‘雙搶’？”今年夏天，“雙搶”剛開鐮，當外孫女提出這個問題，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的“全國種糧標兵”劉進良愣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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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于年輕一代來說，“雙搶”仿佛是個來自上古時代的詞語。但在老一輩農民，甚至部分“80后”的腦海中，被稱為南方農民最繁重農活的“雙搶”，是幾代人永遠難以磨滅的記憶。

“變化很大，很多農村孩子都不了解它是怎么回事。”劉進良感嘆。“雙搶”，這個與雙季稻生產相伴相生的詞語，見證了南方水稻生產從人力畜力主導走向機械化主導、從小散戶種植為主走向規模化種植為主、從“單打獨斗”的家庭經營走向社會化服務支撐的“協同作戰”后，自身也在逐步淡出人們的視野。

什么是“雙搶”？

“‘雙搶’首先是一場跟時間的賽跑，搶的是農時。”“60后”劉進良說。簡要而言，“雙搶”是指搶收早稻、搶種晚稻，是我國南方地區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地區曾廣泛存在的一種農事活動。

水稻的生長發育對溫度條件要求高，因此在早稻成熟后，必須馬上搶收、搶種，為晚稻的生長搶出時間，以便充分利用夏秋的光熱。否則一旦延誤了農時，晚稻收成將大減，如果遇到“寒露風”天氣，甚至可能絕收。

“‘雙搶’一般發生在小暑到立秋這個時間段，先把早稻收割進倉，再把晚稻栽插進田。”劉進良說，他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歷的“雙搶”，是最累的“雙搶”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門，收割、脫粒、曬谷、犁田、插秧等環節，全靠人力和畜力完成，效率不高，只能拼命地趕，以免誤了農時。

“‘雙搶’是一場與天氣的較量，對身體是巨大的考驗。”湖南省岳陽市華容縣三封寺鎮的“70后”種糧大戶鄧昌富一說起“雙搶”，就開啟了記憶的閘門。“雙搶”期間正值“三伏天”，是南方一年中氣溫最高、又潮濕悶熱的時段，火辣辣的太陽炙烤，悶熱讓人氣短乏力。

“‘雙搶’是最辛苦的農活，沒有之一。”鄧昌富說，收割早稻時，田里要留著水，便于搶種晚稻。因此，割下的水稻、打谷機全部泡在水里，變得十分沉重。太陽將田里的水曬得燙腳，要踩在這樣的泥水里勞作，還會被螞蟥叮咬，體力消耗特別大。

“‘雙搶’還要防著各種意外事件，心臟受不了。”湖南省汨羅市的“80后”種糧大戶向鐵青回憶，收回來的稻谷要露天晾曬，但夏天的天氣說變就變，太陽剛剛還在炙烤，轉眼間就烏云密布，雷聲大作，農民只能趕緊丟下手頭的活，從田里拔出泥腿，飛奔向曬谷場，搶在下雨前將稻谷收回去，不然稻谷被水沖走或浸泡，會造成很大損失。

“2012年返鄉種糧，幾百畝早稻沒地方曬，只能曬在村旁馬路上，占了半幅路，最多的時候曬了兩公里。”向鐵青說，每到傍晚，怕稻谷被露水打濕，就把它們掃成一堆堆，再蓋上塑膠薄膜，自己把車停在旁邊，睡在車里守著，第二天一早再攤開晾曬。

有一次遇到急雨，幾千斤稻谷被沖進路邊的泥溝，疲憊又心酸的向鐵青蹲在路旁嚎啕大哭。還有一次，一個女人手上纏著繃帶找到府來，說向鐵青曬在路邊的谷子導致路滑，她騎摩托車摔倒受傷了，要求賠償醫藥費。雖然對方沒有直接證據，但自己理虧，只好賠了6000元。“‘雙搶’期間，還有洪水、風災，這些意外都可能造成巨大損失，讓人身心煎熬。”他感慨道。

“實質上是因為當時農業基礎條件比較落后，農業生產效率低，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弱，只能以極大的勞動付出，為雙季稻生產‘搶’出更多空間。”知名糧食專家、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國強說。

“雙搶”苦在哪？

“‘雙搶’很苦，‘雙搶’又不苦。”烈日下，正在進行早稻測產的汨羅市農業農村局農技干部李儉梅說。盡管戴著遮陽帽，汗水還是從她的臉頰上不斷流下來。她從湘南的小山村奮發苦讀，考上大學，再經過考試成為農技干部。“我至今清晰記得，父母在稻田里跟我說，‘雙搶’這么苦，你要好好讀書。”她說。

回憶“雙搶”經歷的文章并不鮮見，作者們用“農人的煉獄”“文字無法描述的辛酸”來形容“雙搶”之苦。

這種苦體現在超長的勞作時間。“必須盡量拉長勞動時間，壓縮休息時間，恨不得一天當三天用。”李儉梅說。

夏天天亮得早，農人們五點左右起床，用頭天晚上的剩飯填飽肚子，馬上就出工。八點鐘左右，太陽變得炙熱，開始進入“桑拿模式”，汗水反覆流出來又蒸發掉，衣服上布滿鹽霜，一直得堅持到十點左右才收工。

中午只能留在家里，晾曬稻谷之余，可以稍事休息。下午三點鐘后出工，站在田里，仿佛被關在一個大悶罐中，熱浪逼人，透不過氣來。太陽落山后氣溫終于有所下降，但蚊子開始成群出動。不論如何揮手驅趕，身上都會被咬出許多腫塊，奇癢難忍。“有的人家勞動力少，晚上還要打著手電筒，或就著月光干活，干到很晚才收工。”李儉梅說。

晚上的農活不比白天少，要收晾曬的稻谷，挑回家后，再用手搖式風谷車清除稻谷的雜質。大人們晚上還要去田里“守水”，即守著水源和自家田，確保稻田得到足夠灌溉，便于及時栽插晚稻。“水源緊張，不守就灌不到水，有時為了搶水還會發生糾紛。”李儉梅告訴記者。

“一天到晚沒有停歇，就像苦海望不到邊。”這是李儉梅對“雙搶”的記憶。

這種苦也體現為超高的勞動強度。“老家人都說，一個‘雙搶’搞下來，人要累得脫層皮。”少年時代多次參加“雙搶”的北京“白領”何林說，從收割到曬谷，從犁田到插秧，每個環節都是重體力活。以收割為例，必須彎著腰，不停揮舞手中的鐮刀，在火辣辣的陽光照射下，哪怕腰酸得直不起來，也不敢停留片刻。“就像身后有一頭狼在追你，自己已經沒了力氣，還要拼命往前跑。”何林這樣打比方。

以挑稻谷為例，根據路程遠近不等，每個成年男勞動力一天要挑幾趟甚至十幾趟。一擔一百多斤重的稻谷壓在肩上，走在彎彎曲曲的田間小道上，是對體能的極限挑戰。“累得小腿打顫，還是要堅持，又怕同齡人笑話，步子也不好意思放慢。一天下來，肩膀紅腫，新手還會磨出水泡，水泡被壓破，火燒火燎痛好長時間。”何林述說著少年時的經歷。

這種苦也體現為飛快的節奏。“走路要小跑，吃飯不停筷子，碰到鄰居都不敢閑聊，生怕耽誤時間。”向鐵青說，一到“雙搶”，勞動和生活的節奏自動進入“倍速”模式。

“有一年‘雙搶’搞完，我累癱在床上，昏睡了差不多20個小時。”盡管如此，向鐵青更感激“雙搶”給自己帶來的磨煉，通過參加“雙搶”，飯量大了，身體更壯，體力更強了，挑一百多斤的擔子，走起來兩腳生風，讓他更快從少年成長為男子漢。

“‘雙搶’鍛煉了我的意志，成為我堅持拼搏的精神動力。”李儉梅這樣解釋“‘雙搶’又不苦”，“從讀書到參加工作，每次遇到困難，我就會想，‘雙搶’的苦我都能吃，還有什么扛不過去呢？”

“吃得‘雙搶’苦，何事不可為？”近年來，這句話被許多從農村奮斗出來的人所推崇。“80后”何林也是其中之一，就像許多同齡人喜歡小說《平凡的世界》一樣，他也感激少年時經歷的“雙搶”。笑對苦難的坦然、面對艱辛的不懈、家人間的溫暖、鄉親們的相互照應……“雙搶”中的點點滴滴都深深烙在了他的腦海里，“那段艱苦歲月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，激勵我一路奮斗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難，都可以笑著面對，相信只要挺住，總有收工的一刻。”

我們是不是在告別“雙搶”？

43歲的李志強，是湖南省益陽市資陽區的種糧大戶，今年種了260多畝早稻。因為生病的緣故，他腿腳不便，無法下田。“雙搶”臨近，他卻一點不著急：“現在不比以前了，我有‘田保姆’，‘雙搶’很輕松。”

李志強口中的“田保姆”，指的是資陽區旺民農機專業合作社。這家合作社可提供購種育秧、機械拋秧插秧、統防統治、機械收割、稻谷烘干、儲藏、加工、銷售等水稻生產“十代”社會化服務。農民按市場價支付服務費，可以當“甩手掌柜”，效益不比自己種要差。“種了20多年田，從沒想過‘雙搶’可以自己不下田。”李志強感慨。

“雙搶”的巨變，不僅僅限于“自己不下田”。隨著農業生產的機械化、智能化程度大幅提升，社會化服務水準明顯提高，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發生很大改變，多地的農民已能從容、輕松應對“雙搶”。“作業方式、主體、時長、強度等都發生了改變，‘雙搶’之苦、之難不再。”湖南省糧食經濟科技學會會長石少龍認為。

“雙搶”從人力畜力作業變為機械化作業為主。鄧昌富的田里，三臺收割機來回穿梭，稻谷通過管道卸到運輸車上，再送去用烘干機烘干。旋耕機、插秧機在不遠處整裝待發，只待收割一完成，即可耕地、插秧，完成“雙搶”。在各種農業機械主導下，“雙搶”流程行云流水，快速而高效。“從育秧到烘干，我們實現了水稻生產全流程機械化，這樣的‘雙搶’輕松多了。”鄧昌富笑著說。

農業農村部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，目前我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2%，水稻的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85%。

“科技在不斷拉遠我們與傳統‘雙搶’的距離。”中國工程院院士、華南農業大學教授羅錫文說，過去犁地，一個勞動力加一頭牛，一天最多耕2畝地。如今，一個勞動力加一臺旋耕機每天可以輕松翻耕50多畝地，現代農機釋放出巨大動能，“雙搶”變得不再匆忙和勞累。

“雙搶”主體從單家獨戶變成社會化服務組織為主。“以前的‘雙搶’，全家老小一起出動。”湘陰縣鶴龍湖鎮種糧大戶湯井陽回憶，八九歲的孩子也要幫忙割稻子、曬稻谷。這既是農耕文明里“耕讀傳家”的生動詮釋，也說明“雙搶”勞動量之大。

這些年，“雙搶”主體發生了很大變化。約10年前，每逢“雙搶”，北方“麥客”紛紛南下，為南方水稻提供收割服務，高速公路上的收割機大軍蔚為壯觀。近年來，南方的水稻生產社會化服務主體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。

湖南省農業農村廳農村合作經濟指導處副處長張志兵告訴記者，作為水稻生產大省，湖南現有各類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8.1萬家，服務小農戶540余萬戶，約占全省小農戶數量的40%，全省水稻生產的社會化服務率接近40%。

在便于機械化作業的平原地區，這個比例更高。“我們區目前有3965家水稻社會化服務組織，服務面積85萬畝，全區水稻生產的社會化服務率達到了90%。”益陽市赫山區副區長蔡麗環說。

蔡麗環告訴記者，一家擁有50多名員工的社會化服務主體，大約可以為1萬畝水稻提供全程社會化服務，相當于傳統種糧模式下1000多人的勞動量。因為有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助力，許多農民告別“家家地不多，戶戶各干各”的“單打獨斗”模式，笑稱自己“穿著皮鞋種田”，這樣的“雙搶”無疑更輕松。

“雙搶”的勞動強度降低，效率得到極大提升，花費的時間明顯縮短，節奏變得相對輕松，社會化服務組織幫助農戶擺脫繁重的農活，傳統的“雙搶”漸行漸遠。

“過去搞‘雙搶’，累得要扒層皮，現在只要操作機器就可以了。”坐在帶有空調的收割機里，鄧昌富感慨，“現在種250多畝田，3臺收割機，兩天就收完了，再放水淹田1天，用農機邊耕邊插，總共10天就能輕松完成。”他說。

萬庾鎮是華容縣的“糧倉”。今年夏天，湖南省農業農村廳預約7月12日到萬庾鎮開展早稻測產，結果當天到了后發現，水稻都收割完了。一問才知道，當地今年早稻成熟偏早，機收速度太快，“一下沒剎住車”，提前兩天就收完了，測產組哭笑不得。

“雙搶”受天氣的影響也在減少。“過去‘看天吃飯’，中午不能出工，下雨不能曬谷，現在收割機可以全天候作業，烘干機能24小時烘干。”夏收期間，湖南省益陽市大通湖區的種糧大戶熊嬌軍，指揮一車車早稻從田間運到烘干車間。

她告訴記者，濕谷即收即售，由機器烘干，不用再露天晾曬，“不用擔心曬場不夠，不用擔心突然下暴雨，‘雙搶’不再提心吊膽。”她說。

告別落后的農業基礎條件，糧食生產不再是一味苦干。“‘雙搶’的氛圍淡了，強度小了，節奏舒緩了，某種程度上可以說，我們正在告別‘雙搶’。”石少龍說。

如何應對后“雙搶”時代？

“‘雙搶’之變，折射出我國水稻生產的轉型升級，農業生產已從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轉向主要依靠機械動力，進入了機械化為主導的新階段。”羅錫文認為。

“‘雙搶’的變化，是我國農業從低效到高效的寫照。相比40多年前，湖南目前的水稻收獲面積少了約1/9，但總產量卻增加約60%，背后正是農業科技加快革新、農業機械化高速發展。”石少龍說。

“作為種糧農民，我希望‘雙搶’的變化不要停，要繼續前進，繼續升級，變得越來越高效和輕松。”“全國種糧標兵”劉進良說了自己的心愿。

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陳文勝在其著作《論大國農業轉型》中表示，近年來，中國農業發展方式發生了深刻而廣泛的變革，突出特征是由分散式向集中式轉型，資本與技術要素不斷得到強化，進入到生產信息化、經營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現代農業發展階段，“雙搶”之變是這種變革的生動寫照。

而要變得越來越高效和輕松，“雙搶”還有以下瓶頸需要突破。

首先是水稻生產機械化水準有待進一步提高。“雖然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但也還有不少短板，‘無機可用’和‘無好機可用’等現象在一些地方還存在。”在羅錫文看來，水稻生產機械在信息化、智能化、農藝和農機結合等不同程度存在問題，對水稻生產實現現代化帶來影響。

“總體而言，山區‘雙搶’的變化不如平原地區大，機械化水準跟不上是一個重要原因。”湖南省農業農村廳種植管理處處長李穩香說。山區的田塊小、分布散、落差大、形狀不規則，對機械推廣應用形成阻礙，盡管越來越多小型攜帶型農機近年來被研發應用，但總體上作業效率偏低、使用不便、成本更高。

“至今還能在一些山區看到農民躬身用鐮刀收割水稻、用打谷機脫粒、用籮筐挑稻谷的場景，跟幾十年前變化不大，說明‘雙搶’的升級空間比較大。”羅錫文說。他建議，要針對不同經營規模、不同地塊大小、不同地形，以及不同的種植制度，研制不同類型的農業機械與之相匹配，進一步提高農業機械的推廣率。

其次是水稻生產社會化服務能力需繼續充實。岳陽縣農業農村局局長梁億仲認為，在部分地區，還是存在人力資源供需矛盾問題，面臨農忙請不到人的難題。“育秧、收割、烘干等環節的社會化服務缺口較突出。”梁億仲建議，要培育更多具備全程托管服務能力的社會化服務組織，進一步夯實社會化服務基礎，讓農民種田有所托，有所收。

第三是種糧主力需要進一步年輕化。水稻生產全程機械化在一些地區已經成為現實，“無人農場”不再罕見，但“人”依然是水稻生產的主體，機械需要人來操作，育秧等環節更需要大量人工。“每年農忙請的人，平均年齡到了60多歲。”鄧昌富說。

今年“雙搶”期間，湖南省臨湘市種糧大戶張兵駒的田里，三臺收割機轟鳴著作業，緊閉的駕駛艙里，空調顯示為27攝氏度，年輕的機手臉上看不到一滴汗。“同樣的收割機，帶空調的要貴1萬多元，但我必須要買，不然吸引不了年輕人來。”張兵駒告訴記者，在招聘機手時，他就跟年輕人“打包票”——走出收割機，腳上沒泥巴，身上沒汗水。

“種糧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，農機裝備越來越智能化、精密化，都需要更多年輕人加入。”張兵駒說。

第四是水稻種植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繼續完善。一些田塊不規則，灌溉配套不完善，對機械耕作、土地流轉、規模種植、效率提高都會帶來影響。“要鼓勵推進農田改造、高標準農田建設，通過短改長、彎改直、坡改平，把小地塊整合成適度規模的大地塊，提高機械作業效率，完善灌溉、機耕道等配套建設，便于土地流轉，推動規模化經營、現代化耕作。”湖南省益陽市南縣農業農村局局長游濤建議。

“總之，‘雙搶’是我國水稻生產的重要標志，在國家高度重視糧食安全、反覆要求穩定雙季稻面積的背景下，如何讓‘雙搶’變得更高效和輕松，幫助種糧農民降本增收，提高種糧積極性，是值得高度重視的課題。”石少龍說。

（文章來源：新華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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